欧洲正经历历史转折期，在地缘政治方面，柏林墙倒塌、英国脱欧、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事件持续重塑欧洲格局；在经济方面，德国经济受能源政策失误拖累陷入停滞，加剧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欧盟单一市场的缺陷、科技竞争力下滑以及美国政策调整等因素制约了欧洲的经济复苏。当前，欧洲在产业、货币、能源、军事四大领域仍深度依赖美国，战略自主受限。欧洲面临民粹崛起与经济停滞困境，应加强内部协同、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推进科技与数字化转型。
1.关键历史事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与推动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两德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三大关键历史事件，在两年内密集发生且均超出预期，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柏林墙倒塌直接加速了欧元的诞生进程，若无此事件，欧盟（尤其是受到法国总统弗朗索亚·密特朗坚定政策的推动）就难以在1999年推出共同货币；
两德统一后，德国实际上将象征着其战后成就的货币——德国马克——献祭给了欧洲统一的祭坛，从而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些事件打破了欧洲政治版图，推动欧洲共同体的货币转型，但也为后续的分歧与矛盾埋下伏笔。
2. 欧洲内部分歧与英国脱欧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自建立之初便面临结构性困境，其核心矛盾在于“先有货币后有统一国家与政治联盟”的非常规路径，导致单一货币连接的主权国家在危机中缺乏协同应对机制。“英国脱欧”（英国于2016年公投决定，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是这一困境与欧洲内部分歧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英国担忧欧盟的经济救助措施会损害自身利益，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持坚决反对态度；
另一方面，脱欧派与留欧派均未制定的后续计划，时任首相卡梅隆对脱欧公投结果预判失误且未准备替代方案，公投失败后，他即刻宣布离职，加剧了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
脱欧对英国、欧洲及全球均不利，因为它破坏了欧洲的内部平衡。未来英国可能会寻求在许多领域重建与欧盟的关系，但不会重新申请成为正式成员国。
3.俄乌战争对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
俄乌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转变。战争强化了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保护主义措施巩固工业优势，而且借助对乌军火供应扩大军事影响力。欧洲在战争中面临能源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多重考验，德国等国此前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度依赖的缺陷被暴露无遗，尽管欧洲后续转向美国液化天然气（LNG），但高昂的成本推高了工业成本，加剧了经济困境；此外，战争也促使欧盟加速推进军事一体化进程，试图构建自主的国防力量，但内部的分歧与资源约束使其进展受限。
1.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运行困境与财政失衡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前十年陷入困境的核心原因在于缺乏配套的政治联盟与统一的财政政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60%国家债务率与3%财政赤字率标准未被严格遵守。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法国财政赤字近期已达5%-6%，债务率更是高达117%左右。尽管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一直缺乏适当运作和灵活的调节机制，导致危机应对能力薄弱，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经济的脆弱性。
2.德国经济停滞与能源政策失误
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核心引擎，在过去六年里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更是经历了自1871年德国首次统一以来最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其关键原因之一是能源政策的严重失误：
3.欧盟单一市场的缺陷与科技竞争力下滑
欧盟虽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致力于构建统一市场，但至今仍未完全实现，非关税壁垒、文化偏好差异等因素导致商品与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足。在科技领域，欧洲与中美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英伟达、微软、Facebook等美国顶级科技公司的单个市值已超过德国DAX40指数全部成分股的总市值，而中国在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等领域快速崛起。欧洲科技竞争力下滑的核心原因包括：
4.美国政策对欧洲经济的冲击
美国的政策调整对欧洲经济产生了显著冲击。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名义上为降低通胀，实则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扶持美国本土工业，削弱了欧洲工业的竞争力。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与“分而治之”策略则加剧了欧洲的内部分歧。此外，美国受益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实施制裁，这可能会破坏全球贸易与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欧洲作为美国的盟友，在贸易、能源等领域均受到直接和间接冲击，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1.美欧关系与美国的主导作用
美欧呈现出“依赖与制衡”的复杂关系。美国在工四大领域对欧洲占据主导地位：产业、货币、能源、军事：
特朗普政府的短视政策与霸权行径正在推动欧洲寻求更多自主空间，他倾向于使用“战略平衡”而非“战略自主”一词，因为欧盟内部的分歧和实力差距使得欧洲难以在短期内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2.中欧关系的合作潜力
中欧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双方在贸易、科技、投资等领域的具有互补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通过扩大制造业产能、增加全球制造业和劳动供给以抑制通货膨胀、参与数字化进程，为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资本货物出口提供强劲需求来源，并与欧洲形成了深厚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中国技术的升级、制造业竞争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持续失衡以及其他战略因素，欧盟内部逐渐形成一种认知，即中国是“系统性竞争者”而非合作伙伴，这阻碍了中欧合作的深化。
总体而言，中国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措施准备充分，在应对贸易战、关税政策等问题上采取了冷静、务实的态度，将部分对美出口分流至欧洲。过去12个月中，面对关税，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出口展现了合作的韧性。考虑到来自美国的压力，欧洲应重新评估其与中国的长期经济联系，并加强与中国及东盟国家的贸易关系和跨境投资。中欧可以合作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聚焦于贸易和投资的双向流动、相互给予对方市场中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对等待遇，以及公平分担成本和收益，包括人民币的价值（现在可以允许其对美元和欧元升值）。
3.俄欧关系的历史纠葛
俄罗斯与欧洲，尤其是与德国之间，有着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渊源。这些复杂的历史、地理和经济意味着，假定俄乌战争结束，双方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继续强调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普京政府的核心诉求是保障俄罗斯西部边境的稳定，不希望乌克兰加入北约，而非对欧洲其他地区有扩张意图。德国与苏联/俄罗斯的天然气合作（作为德国技术流动的条件，以实现苏联/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合作使德国因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出口而变得脆弱，远超德国官员在1969年认为合理的程度，但双方的历史经济和能源联系为未来合作留下了基础。俄乌战争爆发后，俄欧关系陷入冰点，若能以各方均可接受的条件相对迅速地结束战争，将对世界有益。未来的目标应是恢复俄罗斯作为西方建设性伙伴的地位，协助乌克兰重建，并实现俄欧关系的平稳重构。中国能够且应该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4.欧洲未来的政治与经济走向预判
欧洲目前处于“低谷期”，未来几年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政治层面，民粹主义在欧洲快速崛起，德国选择党（AfD）等极右翼政党（其部分重要成员持有的观念与前纳粹党存在关联）获得了一定的民意支持。法国2027年大选极右翼候选人可能上台，德国选择党（AfD）会可能并不会在德国组建政府；马克龙政府面临国会分裂的困境，仅剩18个月的第二任期难以推行大规模改革。
经济层面，欧洲经济停滞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单一市场缺陷、科技竞争力下滑、能源成本高企等问题相互交织，制约了经济复苏。但欧洲可能在2028年前后迎来转机，若能加强内部协同、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推进科技与数字化转型，欧洲有望逐步走出困境，在全球格局中重新找准定位。
围绕欧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挑战，“麦金农大讲坛”第17期与会嘉宾围绕国际秩序、全球货币体系、中美欧贸易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指出，欧元区多个成员国未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德国、法国等预算赤字或债务规模超标，新经济刺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好短期增长但可能加剧长期预算压力；关于中欧关系，强调欧洲应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反对美国违背国际规则的单边关税政策，主张中欧在经济、贸易、投资、绿色能源等多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竞争需基于WTO规则且公开透明互利；针对俄乌战争，指出中方一以贯之的立场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捍卫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倡导对话谈判，反对单边制裁；同时强调中国是多边主义与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对全球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稳定作用；在气候问题上，中国严格履行巴黎协定义务、领跑清洁能源应用，而美国却退出巴黎协定破坏全球气候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指出，欧洲拥有辉煌历史，全球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具备巨大发展潜力，只要解决好内部团结问题、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欧洲不仅能实现生存目标，更能提升综合实力，为全球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提及报告中关于英国与欧盟需探寻建设性合作模式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对欧洲整体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李巍聚焦欧元发展与欧盟自主性两大关键问题。他指出，欧元自1999年诞生以来，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最高峰超过25%降至现在大约20%左右，欧元国际地位不升反降，其原本被寄予对冲美元霸权、成为全球货币体系平衡剂的期待未能充分实现，当前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他对英镑未来是否会加入欧元体系、还是独自发挥重要作用抱有研究兴趣，英国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一个强大的国际货币，但英国又不甘心融入欧洲，这种两难困境会制约英国和英镑的国际地位。针对当前国际经贸格局，李巍重点关注特朗普政权发起的关税战：与第一任期不同，这次特朗普的关税战针对全球包括美国的主要盟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由贸易体系的积极捍卫者和规则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和构建者，欧盟最终选择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妥协，单方面接受了其高关税相关要求，而欧盟为何选择妥协而非抗争，这一问题值得国际社会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中央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曲强指出，欧盟“一体化市场”存在讨论空间，认为欧洲历史上多次分裂，当前正面临分裂风险，政治“向右转”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极右翼崛起、极端自由主义兴起，匈牙利、德国等成员国政治立场分歧显著，英国脱欧后失去重要平台与筹码，欧洲及英国影响力均受削弱，未来可能回归历史上的松散状态；关于全球化与国际合作，曲强强调新时代需摒弃刻板印象与偏见，秉持反直觉思维，共同富裕不能依赖掠夺邻国，而应通过合作实现。中国加入WTO后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大动力，扩大了市场规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共同发展，以半导体市场为例，60%的半导体销往中国，凸显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欧洲需认清中国是优质合作伙伴，在十字路口选择与中国合作才符合自身利益；此外还强调中国对多边平台的维护作用，认为中国崛起为全球生产力与服务提供了新市场，助力世界经济稳定运作。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报告，编号IMI Report No.2602,发布于“麦金农大讲坛”第17期，作者：David Marsh（IMI国际委员、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主席），报告观点来自于作者专著《Can Europe Survive? The Story of a Continent in a Fractured World》，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版面编辑｜周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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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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